曾暐傑 副教授 | 國文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臺灣實用語文學會理事,曾任臺灣中文學會秘書長。研究領域為荀子思想、儒家哲學、先秦兩漢諸子等。

【本篇報導由國文學系 曾暐傑副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先秦儒墨兩家最激烈的交鋒不僅在道德層面的「愛」,更在政治經濟學上的「開源」與「節流」之爭。墨子基於資源稀缺的焦慮,主張極端「節用」,試圖透過壓縮需求平衡供需;但荀子批判此極簡主義如同現代的「節儉悖論」,過度貶抑文化與物質追求將導致社會失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與生產停滯。相對地,荀子對自然資源抱持樂觀態度,提出「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的文化驅動經濟觀。他認為節省開支不應抹煞人類的精神需求,主張透過「禮」的精緻化創造更高層次的需求,藉此激發人民持續勞動與創造財富。面對墨家對禮儀耗費的批評,荀子將其重新定義為維持系統穩定的「投資」,如同買好跑鞋能防受傷、外交官搭商務艙能確保決策品質,適當的花費能避免未來更大的損失。此論述打破了儒家「反利」的刻板印象,證明先秦思想家已具備結合人性需求、消費驅力與宏觀管理的經濟學視野。
先秦的兩種經濟思維──儒家的開源與墨家的節流
長久以來,學界多將先秦兩大學派──儒家與墨家思想的核心分歧,聚焦於在「仁愛」中進行有等差的愛與在「兼愛」中無差別地愛所有人。然而,跳脫傳統的學術框架,轉而從「政治經濟學」的維度重新審視這場世紀對話便可以發現,至少在先秦至兩漢時期的文獻中,儒墨最激烈的交鋒其實不在於普遍愛人與否,而是在經濟資源的分配與消費觀上的分歧──儒家強調在人文精神中「開源」,墨家則在務實生活中「節流」。
越省越窮的墨家:墨子的極簡主義與「節儉悖論」
墨家的經濟思維奠基於對資源稀缺的焦慮,為了應對此一恆常匱乏狀態,墨子提出嚴格的「節用」主張,要求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須履行自苦儉約的義務,旨在剔除所有沒有用的花費──包括透過喪葬儀式的極簡化、否定文藝活動的正當性等手段來達到此一節用的效果。
若以現代經濟學語境檢視,墨子的策略是單向透過壓縮需求(Demand)來達成供需平衡,形同「以節流作為開源」。然而,此一主張遭到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嚴厲批判。荀子精準洞察到,若全社會皆奉行「衣粗食惡」的極簡主義,過度強調實用性追求高CP值而忽視文化與精神追求,將把人類需求限縮於馬斯洛金字塔最底層的生理生存需求。
一旦失去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動機,社會整體的勞動與生產驅力便會停滯,最終導致供給面趨近於零。荀子認為墨子的經濟學是「伐其本,竭其原」──啃食既有的老本、走向耗盡資源的困境中。這與現代總體經濟學中的「節儉悖論」(Paradox of thrift)──即越強調儉約,社會反而陷入越貧窮的弔詭有著相同的思維理路。
在開源中節流的儒家:荀子以文化驅動經濟的富國論述
相較於墨家的資源焦慮,儒家的荀子展現了對自然與經濟系統的樂觀態度。他認為「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關鍵不在於消極節流,而在於積極的資源開發與管理分配,在永續發展中開源。荀子提出了「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的宏觀經濟藍圖──節省開支不浪費錢財資源,必須建立在不減損文化與藝文的基礎上,足以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否則只是在最低生存需求中活著,和動物有什麼區別?領導者要想的是如何透過政策制度讓國家人民富裕,而不是一味地要人民共體時艱。
在此一論述中,儒家的「禮」不僅是道德規範,更被賦予了經濟學上的終極價值。荀子深知「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物質文明的建構是滿足人類情感與精神需求的基石。透過禮樂文化中的飲食調香、服飾雕鏤等「繁飾」,儒家成功創造了更高層次的需求,也觸發了人類追尋更好的生活之動力。這種需求並非無謂的浪費,而是激發人民持續勞動、創造財富的核心動力,實現了秩序規範與經濟繁盛的並立。
文化資本之必要:用財富才能創造出更大的財富
針對墨家對儒家厚葬久喪、禮儀耗費資本的抨擊,荀子提出了「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的反論,將禮儀花費重新定義為維持系統穩定運作的「投資」。以天子車駕的配備為例,寬敞的坐墊與避震的設計看似奢華,實則能避免車馬損毀與乘者身心勞耗。荀子指出,若為省小錢而陷入極端自苦,往往會因後續的修補或身心調養付出更大代價。因此,儒家主張在禮儀中建立穩健的社會秩序,讓人們在從容自信中積累生命驅力去開展經濟,這是一種「以開源作為節流」的高階策略。
好比今日我們為了省錢,買了一雙極度便宜的鞋子去跑步,但因此扭傷、摔傷,那所損失的精神與資源肯定比買一雙好一些具有保護腳踝效果的跑鞋多上好幾十倍!從積極面來理解,可以思考,一個國家領導人搭乘商務艙或私人專機,看似花費更多的機票錢,但是這讓其在機上能夠即時準備資料、好好休息,一下機就可以精神飽滿而從容應對一切的外交與談判;為了省小錢硬是要親民搭經濟艙,那可能造成國家的危難與損失,更是難以估算。
是以儒家反商、不重經濟的刻板印象,或許並非必然;相反地,荀子思想中蘊含了可與現代經濟學原理相通的思維。它證明了先秦時代的思想家,已具備從人性需求、消費驅動力到宏觀資源管理的完整政治經濟學視野。當然這也並非意味著墨子的節用思維是錯誤的,那反而是一種警醒我們深刻思考:什麼是「需要」,什麼有只是「想要」?避免我們落入慾望的無底洞中的一種實踐。
原文出處:曾暐傑(2024)。顯學視域下的荀子經濟論述-墨家節用思想之批判與反思。中國學術年刊,(46_1),1-23。https://doi.org/10.6238/SIS.202403_(46-1).01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臺灣實用語文學會理事,曾任臺灣中文學會秘書長。研究領域為荀子思想、儒家哲學、先秦兩漢諸子等。